之前曾有学者提到过,我们现在按照汇率计算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在2014年超过美国变成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所以中国已经迈出发展中国家行列,已经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进入中级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不要坚持?这样的一个问题很重要。我个人觉得,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事关中华民族复兴能不能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如果判断错误,中国将陷入巨大灾难。
判断中国处于何种社会阶段,既要看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程度和社会物质财富的丰富程度,更要看生产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反过来对生产力产生巨大反作用。所以,判断一个社会处于何种阶段,不能仅仅看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物质财富的多少。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当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物质财富而言,是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但这并不妨碍社会主义中国在政治制度和生产关系上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非常大的优越性。
有学者将社会主义分为绝对贫困、部分小康、全面小康,绝大多数都是按照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社会富裕程度来描绘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这就是只谈生产力,不谈生产关系,有很大的片面性。如果仅按社会富裕程度这个标准,一些发达富裕的西方国家岂不早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曾经说过,土豆烧牛肉不是,富不富裕不是衡量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最根本标准,更不是唯一标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当然有刚性标准,但这个刚性标准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构成的生产方式。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原理,社会主义是一个过渡时期,即从资本主义社会向过渡的历史时期。所以,社会主义从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以至于进入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持续不断的发展变化的。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点在于经济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
人们通常把1956年看成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起点,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在这一段时期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和对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志。所以,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开端不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而是在1956年确立了以公有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一时间点。
党章是把作为最高理想,这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如马克思指出的是一个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终究是要从低级走到高级,最终过渡到社会。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公有制的成熟程度是一个标志。公有化的程度越高,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程度越高,这是确定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重要依据,也是我们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键之点。
在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用一种所有制形式涵盖了所有的经济体,这就是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基本上消灭了私有制。但中国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为片面强调公有化程度的生产关系而脱离了生产力发展水平,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直到文革结束,中国开始纠正超越了生产力现实水平的生产关系。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逐步调整生产关系,最终在1987年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历史背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中国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个调整。这个调整,从生产关系上看,其实是一个战略性的退却,即把已经超前了的生产关系调整回跟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有化水平,即把单一的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退却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体系”。
如果仅从公有化的程度来看,这当然是一个退却性的调整。这种调整看似退却,但实质上却是在前进,因为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才能真正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这就是唯物辩证法讲的波浪式发展或螺旋式上升。从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物质文化的发展来看,这个调整是必须的,是符合中国的现实与国情的,因为这个调整是让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更符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更符合中国的国情。
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是初级阶段!中国之所以把这一段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冠之以“初级”二字,就是因为由于生产力的现实水平,中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必须要有包括私有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正是由于生产关系中还有私有经济,由于社会中公有制是居于主导地位而非单一的公有制,所以我们把此阶段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的产生和提出,也能够准确的看出人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阶段。中国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探索始于1955年提出的“以苏为鉴”和1959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提出的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和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但是,总体说来,尽管中国在六七十年代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了很多有价值的探索,但始终没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容形成自觉认识。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才进入自觉阶段,1987年十三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这个自觉认识形成的标志。
明白了以上道理,我们就会清醒认识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社会主义还不能超越初级阶段,还必须允许有多种经济成分在里面。虽然是公有制在中国经济体系占主导地位,但是还有大量的非公有制的非公有制企业在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做出巨大的贡献。如果当年我们没给非公有制企业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就很难取得今天这样巨大的经济成就。所以,在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任何超越初级阶段的提法都意味着脱离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都不利于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十九大报告讲的最大国情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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